第1213章 炉边夜话 2 (第1/2页)
迈尔说：
“我最用得着的是‘蹲点’。柏林市委的干部以前习惯坐在办公室看报表，后来韦格纳同志让大家下去蹲点，蹲一个月再回来写报告。
我在潘科区蹲了两个月，把区里每个合作社都跑了一遍，回来写的报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——以前写‘合作社运行良好’，蹲完了写‘第三合作社的公积金留了百分之二十二，超过上限了，社员有意见，正在整改’。
蹲和不蹲，写出来的东西是两个样。”
金成浩说：
“我最用得着的是‘组织图’。我们朝鲜的合作社组织得乱——社员大会开不起来，管理委员会几个人说了算，生产组和副业组互相扯皮。
我在柏林学了‘民主管理’这一套，回去把组织图重新画一遍，该开的会开起来，该选的举选起来，该分的工分清楚。
架子搭好了，事情就好办了。”
炉子里的煤烧得噼啪响，外头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——大概是别的学员散课回来了。
迈尔把茶杯里最后一口茶喝完，站起来。
“明天还有课，韦伯讲‘战后接收工作的步骤’。你们谁去听？”
“我去。”
马文瑞把笔记本收进书包，
“瓦格纳同志说那堂课讲的是‘接收一个城市的七个步骤’，我正想听。”
“我也去。”
金成浩站起来，把画的组织图折好揣进兜里。
三个人出了休息室，往各自的房间走。
走廊里的灯不亮，昏黄昏黄的，墙上挂着几幅标语——“全世界无产者，联合起来”“理论联系实际”。
迈尔走到自己房间门口，回头说了一句：
“马同志，金同志——明天听完课，晚上还在这儿聊。我泡茶。”
“行。我带两包东大的茶叶。”
“我带朝鲜的松子糖。”
迈尔笑了。
“我带德国的黑面包。咱们换着吃。”
柏林，潘科区，中央干部培训学院，教员休息室，同一天晚上。
学员宿舍楼那头年轻人围炉聊得热乎，这头的教员休息室里也生着炉子，只是烟抽得更凶，茶泡得更浓。
赫尔曼·韦伯坐在靠窗的旧沙发上，膝盖上摊着一叠学员作业，手里攥着半截红铅笔，一边看一边在页边画杠。
埃里希·瓦格纳从东大回来述职，顺道来学院看老同事，坐在他对面，端着一杯黑咖啡。
还有一位是学院教务处的老教员，叫克鲁格，五十多岁，原来在莱比锡当过工人夜校校长，专管教法。
“这一批学员比上一批强。”
韦伯把作业翻了一页，红铅笔在页边画了个勾，
“东大那个马文瑞，写的合作社成本核算分析，把贺家湾的账和德国1923年鲁尔区合作社的账对照着看，找出了三条可以互相借鉴的地方。
这条——‘公积金上下限按当地收成情况弹性调整’——是他自己想出来的，贝克尔在贺家湾没讲过。”
瓦格纳凑过去看了一眼。
“马文瑞是绥德县义合区的组织干事，贝克尔在边区干部训练班教过他。
这人脑子活，蹲点也肯蹲。
我来之前跟贝克尔通过电话，贝克尔说马文瑞回去之后在义合区搞了个试点，把合作社的工分标准从‘按户分等’改成了‘按人分等’，效果不错。”
克鲁格在旁边插话：
“按人分等——这个改动不小。
东大那边原来按户分，是因为一家一户劳动力有多有少，按户分能照顾劳力少的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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